1942年1月和2月，中共中央连续发布了《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决定》和《关于如何执行土地政策决定的指示》。5月，根据中央精神，中共皖中区党委发布了《根据地政策讲授提纲》，对减租减息作了具体规定。减租政策为二五减租，即在原东家（地主和小土地出租者）与佃户约定的田租中，减去二点五成的稻租（如佃户每亩原交给东家400斤田租，减租后则只交300斤，故称为二五减租）。减息政策规定为：①老债付息超过原本一倍者，停息分期付本；②老债付息超过原本2倍者，本息停付；③高利贷剥削，包括印子钱、麦钱、菜籽钱，一律查禁。

无为地区减租减息工作刚开始时，由于对这项工作认识不够深刻，发展很不平衡，有的地方流于形式。1943年下半年，中共中央要求“各根据地的领导机关，必须责成各级党政机关检查减租政策的实施情况，凡未认真进行减租的必须于今年一律减租，减而不彻底的，必须于今年彻底减租”。并着重指出：“减租是农民的群众斗争……而不是给群众的恩赐。”为了发动群众，推动减租减息的开展，1943年秋收时，无为、临江、湖东各县抽调大批干部，和皖中区党委、第七师抽调的干部组成工作组，深入农村开展各种宣传活动，造成了强烈的减租减息的气氛。

经过深入广泛的宣传，群众思想觉悟有了很大的提高，各县的区、乡以农抗会为中心，乡、村两级建立评租委员会。乡评租委员会由各村（保）农抗小组联席会选出5～7人组成，乡政府负责人任主任委员。村评租委员会以村农抗会代表为核心，由佃方代表2人、地方参议会或公正人士1人、富有经验的老农代表l人、东方代表2人组成，在总体上体现了农村基本群众的优势力量。

减租减息是一场反封建的政治、经济斗争，通过减租减息，抑制和削弱了地主阶级的封建剥削，从而动摇了在广大农村封建统治的基础。因此，它必然受到封建顽固势力的抵抗，一些不法地主用各种方式对减租减息进行破坏，有的威胁农户，有的拉拢佃户，有的还以起佃（把租田收回）相威胁。据临江县不完全统计，在1943年的减租中，由地主违反减租法令而引起纠纷达200多起。无为县石涧区乡参议员阎××，带头违反减租法令，不愿向佃户退租，石涧区农抗理事会组织了6000多会员，对阎进行了斗争，并呈请县参议会罢免了其参议员的资格。临江地区不法地主的违法行为激起农民的极大义愤，纷纷起来与之斗争，迫使地主退回租谷6000多石，追回地主以起佃名义退回的耕地300多亩。1943年12月21日延安《解放日报》报道了临江县减租情况：“临江县减租运动一结束，据5个区统计，执行减租田共325738亩，减去租稻251100余担，受益佃户9903家，共379600人，平均每人可增加收入近6斗7升。在减租过程中，大部分业主能遵守法令减租，其中如参议员江祝堂、王试之，士绅叶策文诸先生，于自动减租之后，还积极劝导个别东家依法执行。”临江县的虹桥区在减租中，农抗会员激增，妇抗、工抗、青抗会员大量发展，各抗敌协会的会员数占该区总农户的60％以上。据同年在江心洲地区调查，在减租3年中（1941～1943），有70％的农户生活水平有了提高。其中从雇农上升到贫农的有40％，从贫农上升到中农的有30％。农抗和广大农民开始走上了政治舞台。

在减租减息的同时，各级农抗组织依据政策动员佃户向债权人交一定的利息，向地主交租，对一些拥护减租减息的地主，政治上一视同仁，经济上保障他们的合法利益。无为县和临江县还培养了一批开明人士，如恍城区的陈伯文，石涧区的李祝三，陡沟区的王试之，运漕区的潘有琪等，让他们在大会小会上讲话，说明只要遵守政府法令，实行减租减息，就能取得人民的信任。这对团结地主阶级的大多数共同抗日，起到了积极的作用。

减租减息法令的实施，不仅获得了广大农民的拥护，同时也得到了各阶层人士的支持。由于抗日民主政府大力组织农民发展生产，兴修水利，又实行了二五减租、减半利息，所以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得到了极大的调动，农业获得了丰收。在收租时，地主、富农也能从丰收的成果中增加了一些份额，所以也得到了大部分收租者的同情与支持。但佃户给东家送“年节礼”、“吃看租酒”、“踢斛拎尖”、“仓口交卸”等一些极不合理的旧规陋习，加重了佃农的经济负担，仍然还是压在佃农身上的石头。为了解开农民身上这些实际是剥削内容的束缚，各级政府组织农抗会向地主、富农等收租东家开展说理斗争，最后由政府宣布，取消一切旧规陋习。在新区内，区政府组织各阶层人士成立评租委员会，乡成立租事仲裁委员会，村（保）成立租事检查小组，以保证减租减息、废除旧规陋习的工作能正常地进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