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40年10月，江北游击纵队司令员孙仲德同志派人找我到司令部，要我和他一起到无为东乡，接一个负责同志。他说那人是有重要任务从新四军军部过江到这边来的。我和他带一个警卫排的战士去接。我们到白茆洲的第二天，曾希圣同志过江来了，他身边带了几个同志和一部电台，是由马长炎的部队护送过来的。曾希圣同志过江以后，我和曾希圣、孙仲德同志同住在太平洲，离长江约有三四里路。曾希圣同志对孙仲德和我说，他这次过来，是执行安排新四军军部和部队渡江到江北的任务。新四军在江南，因为没有建立政权，缺乏武器弹药，目前国民党反动派又有进攻新四军的迹象，因此，中共中央决定新四军北撤。北撤的步骤是，整个新四军约9000人，留一个团（约1000人）担任后卫，掩护新四军军部及所属部队8000人过江。曾希圣同志问我在这里渡江有无困难，特别问我能否筹集到船只的情况。我说筹集船只困难不大，他又问这里的船只容量多大，我说这里的船只一般能装40到50担米，也有装二三十担的，载100担以上也有，但不灵活，每条船可坐二三十人。曾说，万一情况有变，还要在船上作战，要作好充分的准备，在船上备一些麻袋装土，战时好作掩护。我说，还是偷渡比较安全，另外，每只船除本身的两只桨外，还要准备几把木锨，到时大家都划，加快船行速度。船上的蓬不能拉起来，因长江上有日寇的汽油划子巡逻，张蓬目标大，易被敌人发现，只有利用敌人汽油划子巡逻江面的间隙过江，一般的规律到下半夜1点以后汽油划子就停止巡逻。用最快的速度，争取在15至20分钟的时间里到达岸边。曾希圣同志计算了一下说，按照部队实际人数，要准备300只船。我接受了这个任务，具体安排由我负责，会后我找胡仁达和汪家福以及其他几位同志共同研究行动办法，从二区泥汊到东乡水家楼一带的沿江两岸搞到约300只船，听候使用。雇用这些船时，每只船每日发给5斗米。南北两岸的船工思想工作都做得比较好。

到1940年12月底，曾希圣同志告诉我，他接到了军部来电，新四军决定不到江北来了，部队改向东进，这里不安排渡江任务了。我问所筹集的船只是否就地解散，曾说，船只暂时不要解散，以备军部再从这里过江（当时他也未考虑到会发生皖南事变），现在给船民照常发粮食，花点钱，还是需要的，这对新四军皖南部队东进有好处。曾希圣同时还分析，新四军不到江北来，主要是因为考虑长江天险难渡，怕江面上有日寇军舰拦截。1941年1月7日，我们这里的电台不通了，与军部失去了联系，后来同中共中央电台联系，才知道发生了皖南事变。

皖南事变发生以后，曾希圣同志告诉我，所筹集到的船留下一部分，多余的遣散，米照发，工作照做，派船去江南岸边等待。过了几天，突围部队部分渡江到江北，我们做好接应突围部队的准备。我们立刻告诉船工，从现在起，凡是有军队或化装的从皖南到江北来的都要接送，不要问他是什么人，渡过来再问情况。

这些船只白天在江南隐蔽活动，晚上接应突围部队过江。当时接应工作比较难做，因突围的同志白天总是隐蔽在山上或群众家里，到晚上才能伺机过江，白天过江目标大。因此，我们对船工加强了政治思想工作，说服他们，叫他们耐心等待，特别是晚上要注意留心观察，即使只有二三个人也要送过江来。当时，过江人数比较集中的是刘别生、张铚秀所带的军部特务团的一些同志（约一个营）。其他是二三十人一批，十几人一批，还有三五个人一批的。后来，我们研究决定过江去接，派出的同志大多数是过去曾经在皖南活动过的，对皖南的情况比较熟悉。这样，接过来的人逐渐增多。